忆武师中文系兼职教授郭锡良先生在武师的几件事（二）   

       我1983年留校任教，1986年在职考上湖北大学研究生，是湖北大学语言学方向最先招收的硕士研究生。郭先生和唐作藩先生是湖北大学的兼职教授，导师组由郭锡良、唐作藩、祝敏彻、刘宋川四位老师担任。郭先生于1986年下半年先后给我们讲《说文解字研读》和《马氏文通研读》两门课，集中授课，时间好像是一个月。我跟郭先生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
       八十年代的初中期是读书治学的黄金时期。自由探讨的学术风气很盛，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但有些缺乏必要的检验。当时的我无疑是这些思潮的追随者。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必然现象。凡事都既有利，也有弊。当时的那种学术氛围，也有利有弊。那时我主要考虑利的一面，考虑到要多吸取知识营养，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方面的书；没有意识到，宇宙无穷，知识如海，人生有涯，任何人都不可能样样精通，炼成火眼金睛，做出科学检验，分出良莠；也没有意识到，按照这种办法去治学，必然会没有根基，浅尝辄止，泛滥无归。
       我隔三差五往书店跑，了解出版信息，买了不少专业之外的西方学术思潮的书。即使到外面出差，也要到各地的书店去看看，生怕漏掉大家经常提起的我感兴趣的著作，也生怕我的学术赶不上趟。说到底，还是学术研究的自信心不足，自主性不强。这时候，除了宋川师，郭先生也是对我当头棒喝的最重要的导师。
       我那时还是将学习重点放在语言学，特别是古汉语上面，以为这样就有点有面，不至落伍。其实，这个认识还是粗浅的，更多地是个托辞。没有想明白：点和面在学习中的比例各占多少？人们说，学术研究应是金字塔形的，底座的基础要宽厚，越到顶部越尖；治学越到后面，越要做窄而深的研究。从事汉语史研究，总有一天要使自己的研究领域变窄。这个时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我这个粗浅的认识回避了不该回避的问题，因为这将决定我未来的学术走向。我现在想，分界线一般应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从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开始，就要求学生做窄而深的研究；如果还泛滥无归，就不可能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博士研究生阶段，必须有侧重。有的学校，课程开设不太完备，学生经过自身的努力，考上博士生；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位博士同学还得继续加固自学得来的知识，他或她还必须在入学伊始，赶快去弥补自己的缺陷，以免将来写论文捉襟见肘。
       郭先生和刘宋川先生都发现我那时将阅读的面铺得太开。郭先生给湖北大学研究生授课，认真地跟我谈起今后的学术主攻方向。他说，他开始读研究生时，一直喜欢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甚至还写过小说，是王力先生将他吸引到汉语史上来；王先生治学领域很宽，但一段时间有一个侧重点，不面面俱到，值得我们学习。由于王先生有侧重点，因此很多问题研究得很细致；善于小题大做，挖掘很深。这都跟王先生有明确的主攻方向有关。郭先生告诫我：研究的面不能铺得太开，一定要将看书的重点缩小到汉语史上来。汉语史领域本身范围也很宽，还得有侧重。现在搞语法史的年轻人很多，搞语音史的很少，武汉地区尤其是这样。你就侧重搞语音史吧。
       郭先生要我侧重语音史，还跟我的一项学习经历有关。1985年春季的这个学期，中国音韵学会在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办了第三期讲习班。我由湖北大学委派，自始至终参加这个班的学习，收获颇丰。李新魁教授讲《等韵学》，发了一个叫做《广韵韵谱》的表格，让学员填写，首先得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为了学习《广韵》和等韵，我利用大半年业余时间，认认真真填写了两遍。这种学习程序，对学习和研究中古音、等韵学很管用。我曾将第二遍系联的表格送呈郭先生斧正，得到充分肯定。我自己也深知，填写表格，使我的音韵学水平上了高高的一层台阶。郭先生让我将侧重点集中在语音史上，是考虑到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积累。
       郭先生一席话，明确了我的主攻方向，后来我就将学习和研究重点集中在汉语语音史上了。现在看来，先生这一次谈话对我确定治学方向是一个极大的推力。

忆武师中文系兼职教授郭锡良先生在武师的几件事（三）

       郭先生给研究生讲课，起先是在他老下榻的湖北大学招待所。主要由他讲，边讲边问我们一些问题。我记得他的《说文解字研读》的讲义是手写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可能16开都不到，正文写满了，天头地脚也加注了不少内容。授课内容跟外面讲《说文解字》的书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他加进去了一些现代语言学的元素，别有天地。
       湖北大学部分师生和进修教师听说郭先生给我们研究生授课，联系中文系，咨询他能否让他们也旁听一下。系里征求郭先生意见，他答应了。于是，郭先生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决定改在大教室。
       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说文解字研读》快讲完，接着要讲《马氏文通研读》。讲完《说文解字研读》最后一节课，郭先生说：下个星期讲《马氏文通研读》，地点不在这里，在教室，有一些旁听的师生和进修教师。我讲完开场白，就读《马氏文通》的两篇《序》，分两次读。这两次课，由孙玉文主讲，我和旁听的人提问，我再来补充。
       当时的治学条件远赶不上今天，我手头没有其他关于《马氏文通》第一篇《序》阅读的参考资料。回宿舍后，不敢怠慢，抓紧时间备课，连做带查，仿照平时讲解《古代汉语》文选的惯例，先将第一篇《序》作了认真的串讲，自以为这下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
       轮到我讲解《序》，郭先生的提问大出我意料。《序》中有：“欧阳永叔曰：‘《尔雅》出于汉世，正名物讲说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于是有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我当时只是疏通文意，对文意经过仔细斟酌，想来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这时候，郭先生却打断了我，提了这么几个问题：（一）“欧阳永叔”是谁？（二）《马氏文通》所引“欧阳永叔”的这些话出自何处？（三）《马氏文通》引用时有没有改动？
       第一个问题容易解决，二三两个问题我始料未及，郭先生等于出了我一个洋相。面对上百号旁听的学者，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没有查，不知道。郭先生接着问旁听的学者，有谁知道。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
       郭先生然后说：我们读已有的学术著作，这样的基本问题必须搞清楚，不能囫囵吞枣。光疏通原文，还不能说真正读懂人家。欧阳修的这些话见于他的《文忠集》卷一二四《崇文总目叙释·小学类》，原文作：“《尔雅》出于汉世，正名命物，讲说者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转易，务趋便省，久后乃或亡其本，《三苍》之说始志字法，而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秦汉以来，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马氏文通》引欧阳修的话，有调整，有删改，大致意思没有改变。
       这样的问题，今天有互联网的优势，比较容易解决，但当时却没有今天的查考条件。郭先生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曾经在北大图书馆泡了大半天，才查到出处。看来郭先生读书十分细致。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想精读一部作品，对于它所引的每一条材料，都必须加以核对，切实理解，不能马虎过去。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影响到我今后的精读，那次授课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以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精读，也经常思考精读的意义。只有这样读书，大到一本书的切实贡献，小到它的字词句，言外之意，起承转合，甚至对人家所引用的每一则材料都不放过，才能深入体会人家，真正读进去，做到虚心涵泳。我曾经在几次演讲中明确表示：阅读著作，方能写出著作；精读经典，方能创造经典。这有我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创造的经典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一本书精读的功夫。
       一个学人，在求学的一些关键时刻，要想登上一层新的台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没有新的启发点，学人们往往会原地踏步，做一个马马虎虎先生；只有尽早跨过这一步，进入新境界，才能看到一片新天地。光靠自己的体悟，不容易收到这种精读的成效。任何个人，都有惰性、惯性，要想登上新台阶，除了要灵感，还要吃苦，要磨死一层皮。这时候，需要有过来人及时提醒，当头棒喝。这种提醒，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因为有的学问大家偶尔会在他们著作中提出这种精读要求，或者在他们的研究实际中体现出来。光这个还不够，还要求求学者碰巧能看到，愿意真正实行。最亲切、最严厉的提醒和忠告，是你的导师，针对你的软肋，抓住你精读中必须要越过的关键障碍，就最具体问题，毫不客气地对你当面提出如何精读的要求，让你露出怯来，让你刻骨铭心，让你一辈子受用。
       清代江永和他的弟子戴震都主张为学要做到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要做到后面这两难，需要精读经典；精读经典，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郭先生在讲授《马氏文通研读》课程时，要我们怎样弄懂马建忠引用欧阳修那些话时的那种做法。这种做法很朴素，但最行之有效。郭先生通过具体阅读进程提出的问题、提出的阅读程序、解决问题的途径，等等，都是很微观的。但是这些具体要求，却是精读经典的最具穿透力的要求。
       这种精读经典，我后来都努力贯彻执行，并向我的学生传授。在目前这个学风浮躁的时代，这种稳扎稳打的精读法，最值得吸取。郭先生所谈这种精读要求，既是对前辈学者精读方法的继承，也是他读书经验的实践性总结。我想，我将这件事写出来，对后辈读书可能会提供一点切实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