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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文:郭錫良先生的上古音新探索

国学文化 | 2020-09-03 13:04:28文章来源:语言学微刊

【提要】今年適逢郭錫良先生九十華誕。本文簡要回顧上古音研究歷史,結合當代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從三個方面總結郭錫良先生上古音研究的主要成就:一,引領本世紀初國際範圍內的漢語音韻學方法論大討論;二,郭先生上古音研究諸論文中取得的進展;三,《漢字古音手冊》的獨創性和重要價值。郭先生《漢字古音表稿》在學術史上的卓越貢獻,《理想的聲韻調配合表和漢語語音史研究》一文已作評介,本文基本沒有涉及。

【關鍵詞】郭錫良;上古音;音韻學方法論大討論;新探索

業師郭錫良先生是漢語史領域承前啟後的重要學者,在漢語語音史、詞彙史、語法史,漢字、方言、漢語文學語言研究諸領域均有獨到貢獻,在古漢語教材編寫方面卓有建樹。例如最近問世的《衡山望峰音系》一文,就是先生的嘔心之作,收入《漢語研究存稿》(以下簡稱《存稿》)。他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調查家鄉湖南衡山縣望峰橋的方音,到2014年成文,歷時近七十年。不但詳細描寫了望峰話的音系,還揭示:如果調查同是講望峰話的不同發音人的發音,都可能得到不完全相同的音系歸納結果;比較望峰話、北京話和《切韻》音系,“綜觀望峰話聲、韻、調的發展變化,三者之中,變化巨大、複雜的當數韻母”(《存稿》226頁)。裡面還有相當多新見解。限於篇幅,本文只準備討論郭先生在上古音方面的成就。

先生很早就關注漢語上古音問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參加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教材編寫工作,音韻部分的通論和音韻附錄的《上古韻部及常用字歸部表》《上古聲母常用字歸類表》就是他負責編寫的。郭先生在上古音領域辛勤耕耘六十載,做出了重要貢獻。即將迎來他的九十華誕,我想借此機會探討一下先生在上古音方面的重要貢獻,爲今後的上古音研究服務。

我不準備按照時間順序來記述先生上古音研究的歷程,先記述他在上古音研究領域最傑出的貢獻—引領本世紀初漢語音韻學方法論的大討論。這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必將在語言學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然後再談先生有關上古音的其他重要而具體的研究成果。

在我看來,郭先生取得的這些具體成果絕非影響模糊之談,它們真正反映了上古音研究的新進展,深深烙下了王力學派尊重傳統、直面現實、勇於擔當、銳意進取的歷史印跡。文中難免有不準確和掛一漏萬處,敬請方家雅正。我先簡單回顧一下漢語上古音研究的歷史。

一、上古音研究史一瞥

我國很早就開展了上古音的研究。漢代學者訓釋先秦古書,感到先秦人用字折射出來的語音信息跟漢代不一樣,提出“古音”概念,借此解決些訓詁問題。南北朝至隋唐,跟先秦語音差別加大。當時人讀《詩經》等韻文,感到有些地方明明押韻,但讀來不上口,提出“叶音”和“韻緩”等說法。宋代吳棫、鄭庠等,嘗試進行古韻分部。這是一個進步。但他們沒有建立起徹底的歷史觀和系統觀,沒有將先秦古音作爲一個共時的系統,而是以中古的《切韻》音系的分韻、歸字作框架,從事簡單的分合工作,正如王力先生《清代古音學》所批評的,“缺點是簡單地合倂唐韻”。

到明代,焦竑、陳第等學者已經明確意識到古音系統跟後代不一樣,研究古音,不能不將古音作爲一個系統來看待,徹底否定“叶音說”。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提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振聾發聵。他所說“音有轉移”,不僅僅指個別字的轉移,而是指系統有變遷。《毛詩古音考》披荊棘,斬榛莽,非常綿密地論證爲什麽“叶音說”是錯誤的,爲什麽上古音系統跟後代不一樣,從此“叶音說”不可能站住腳。陳氏成爲科學古音學的清道夫。科學的古音研究從清初顧炎武開始。他一反當時空疏學風,積三十年功力研究古韻,率先進行科學的古韻分部,創辟新途,光耀史冊。顧氏的分部還很粗疏,經清江永、段玉裁、戴震、王念孫、孔廣森、江有誥、嚴可均、民國章炳麟、黃侃、王力等人持續不斷的研究,古韻分部幾成定局,歸部方面也有大致相同的意見。

由於受制於材料,上古聲母的研究晚於分部,清錢大昕論證“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天下風從。至民國,黃侃繼承前賢,有照二歸精、照三歸端二說,曾運乾有喻三歸匣、喻四歸定二說,章炳麟、黃侃各提出其上古聲母系統,產生很大影響。

上古聲調方面,自清至今,有不少具體研究成果。顧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孫、江有誥等人持古有四聲之說,段玉裁以爲古無去聲,孔廣森以爲古無入聲,王力先生持古有舒促二調、各分長短之論,都有相當價值。

上個世紀初以來,隨着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和瑞典高本漢古音構擬的成果傳入我國,上古音研究逐步進入由原來以音類研究爲主到音類研究和音值構擬兼重的階段,高本漢、王力、李方桂、董同龢、陸志韋、周法高等古音學家都以既有音類研究成果爲基礎,十分重視上古內證材料和上古音跟《切韻》音系的對應、發展關係,從事古音構擬,取得很大成績。他們不是爲構擬而構擬,而是通過構擬進一步揭示上古音系統,使人們對古音的系統了解得更加深入,也提出了不少新問題。這些研究足以燭照中國語言學星空。

古音學家們往往將上古音研究成果運用於上古文獻釋讀以及文字學、訓詁學等領域,極大促進文獻釋讀的深入和文字學、訓詁學的發展;文獻的正確釋讀和文字學、訓詁學的新成就反過來又給上古音研究提供新問題、新方法、新成果,形成良性循環,促使上古音研究向縱深發展。正因爲從古至今、從中到外的傑出古音學家在上古音研究上立下一座座豐碑,所以上古音研究的難度逐步加大,要想在這個領域做出新貢獻,實屬不易。

無論就研究的目的還是就材料、方法的發掘來說,上古音研究只是萬里長征走了有限的步伐,需要繼起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研究上古音,目的是要弄清楚上古的聲、韻、調系統及其配置格局,以及上古音內部、上古到中古的發展,這個目的遠遠沒有達到。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有哪些,哪些材料既往的研究忽視了,通過這些材料還可以提煉出哪些研究方法,上古音研究的學術方向如何,研究道路應該如何走,等等,都研究得不夠。人們期待着上古音研究出現新成果,要出新成果,必然要求研究人員具有極強的上古文獻閱讀能力,具有深湛的上古文獻學和文字學、訓詁學等方面的基本素養。這是淺嘗輒止者很難做到的,正如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所言,“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

上個世紀開始,上古音研究早已成爲一門國際性學問。隨着大師相繼凋零,八十年代以後,這一研究領域陷於沈寂,出現某種“斷層”。這是學術發展的規律使然,高潮之後必有低谷。這種現象在中國語言學的其他領域也都存在着,古音學界有人逐步開始“逐鹿”。章炳麟《小學略說》曾說到清代古音分部,“大氐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這是對清人科學的古音分部的歷史總結;如果分析學術史,還有另外一種趨勢,化用章炳麟的話來說,就是“前修未密,後出愈疏”。這兩種趨勢一直都交織在學術史上。

說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開展音韻學方法論大討論這一時期的相關時代及學術背景,請恕我將話題稍微說遠一點。1840年鴉片戰爭帶來海禁大開,中國社會動蕩劇烈,中華民族族群嚴重撕裂。五四運動的成功,表明向西方學習已經不是新潮流,而是全民共識;中華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中華文化如何走向未來,這是無法繞開的研究課題。六十年代,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形成十年動亂,養成一些人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的惡習,對既有科學成果缺乏审慎對待,對傳统缺乏起碼的敬畏之心。盡管後來對文革進行了反思,但是遺留的問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文革遺毒不可能消失殆盡,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批人不可避免地走上歷史舞臺,因此文革的消極影響會持續下去,現在還不清楚要過多少代人才歸於沈寂。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開放,人們享受着開放帶來的成果,但“定於一尊”的劣質傳統裹挾着崇洋媚外的思維定式釀成的遺毒開始擴散、蔓延、流行,全面侵蝕中國肌體。九十年代以後,全球一體化進程加速,互聯網在中國興起,中國跟西方國家的聯繫更加緊密;這時候,中國綜合國力全面提升,舉世矚目。這又是一個亙古未有的嶄新局面。中國和世界都需要有新的文化來適應這種新變局。在全世界範圍內,人們追求文化的多元化,跟文化一元化的霸權行爲相抗衡,形成紛爭態勢。凡此種種,交互影響。

因此,本世紀初,上古音研究面臨着從來沒有過的複雜局面。這種複雜局面,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它是中國的上古音研究走向世界的一個契機,關鍵是能縱覽全局、審時度勢、把握學術發展脈搏,形成深具穿透力的學術思想,拿出過硬的新成果,救一代之衰。如何形成這種深具穿透力的學術思想,最基本的要求是能保證研究人員最大限度地真正揭示上古音的共時和歷時規律。若非豪傑之士,往往就會墜入雲山霧罩之中,悵惘迷茫。有人拉起山頭,形成利益共同體,無原則、無底線地互相吹捧,毒化學術空氣;或者以有“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和敢於提出“科學假說”等學界共識來做包裝,顛倒黑白,視共識爲謬誤,目謬說爲創新,形成學術濁流,聳動學界視聽。惟有豪傑之士,才能撥雲見日,創一代學術新局。有人采取取巧的辦法,追奇尚異,想繞開上古文獻的正確釋讀,繞開上古內證材料,從事古音構擬。於是學術方向逐步偏離正軌,空疏學風漸漸有一席之地,可信的成果寥寥,研究人才匱乏,沈渣泛起,嚴重影響上古音研究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在上古音研究史上,這段時間最迫切需要出現紮實的成果,需要出現一代傑出人才,繼往開來,將實事求是的研究學風傳承下來。郭先生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下面展開他的上古音研究的。

二、世紀初的音韻學方法論大討論

十九世紀末,中國傳統小學逐步向現代語言學轉型,歐美語言學給中國語言學帶來深刻變革,但是對於如何轉型,歷來都有不同意見,至今還不能說是完全達成共識。有不同的意見,就應該開展學術爭鳴,這是推進學術大發展的最有效的手段。一部音韻學史,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一部學術爭鳴史。《切韻》的出現,是長安論韻的八賢和陸法言在批評南北朝蜂起的各種韻書基礎上,形成新的韻書編纂理念的產物;韻圖的產生,是批評“讀書難字過”的粗劣學風的結晶。拿上古音說,陳第《毛詩古音考》廓清籠罩中國學壇千年之久“叶音說”迷霧;顧炎武一反前此盛行的宋明理學,提倡實學,從事古音研究,寫成《音學十書》;上個世紀初,人們引進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瑞典高本漢創始的漢語古音構擬新局進行古音研究,取得成效,都有過激烈的學術碰撞。沒有學術爭鳴,就沒有學術大進步,這是規律。郭錫良先生在本世紀這場學術轉型的爭鳴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必將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留下光彩奪目的一筆。

爭鳴直接導源於美國康奈爾大學梅祖麟教授2001年12月8日在香港語言學會年會發表的演講《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一文,梅文根據自己劃分的“主流音韻學”的標準,歷數、撻伐王念孫以來相當多中國語言學者的研究罪狀,捧擡高本漢等學者的研究功績,提出自己設想的中國歷史音韻學和詞源研究的方向。此文影響很大,2002年上半年,有人將這個演講貼到語言所和北大網站上,梅教授的演講後來經過修改登載於《中國語言學報》2002年第2期。針對梅祖麟的演講,郭先生在2002年6月27日召開的紀念《中國語文》創刊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歷史音韻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駁梅祖麟在香港語言學會年會上的講話》,後來登載在《古漢語研究》2002年第3期,引發了歷時十余年國際範圍內的上古音研究大討論。

據郭先生的《談談古音研究的十年論爭》統計,十年來梅氏一方共六人,發表論爭文章九篇;批梅的一方共二十五人,發表論爭文章三十三篇(按:可能不止三十三篇),論爭雙方有中國海峽兩岸的學者和外國學者。這場論爭跟上個世紀初的討論完全不同,上個世紀初的幾場討論,解決的是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走進來”的問題,當時中國語言學的學術新潮是要全方位學習歐美語言學;本世紀初的這場論爭,解決的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走出去”的問題,學術新潮是要展開國際學術平等對話,共同推進上古音研究。有的學者由於沒有很好地把握學術發展趨勢,對於學術新潮具有可變性的道理缺乏深刻認識,靜態看待學術潮流,不明白向歐美語言學學習早已成爲中國語言學的新傳統了,因此在近百年以後,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仍然將中國語言學在上個世紀的新潮流作爲本世紀的新潮流,形成嚴重誤判。這難免會引起學術碰撞。在中國語音學史上,本世紀初的這場討論國際化程度之高、參與人數之多、涉及問題之廣、爭論之激烈、研究之深入、影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關於這場爭論的始末,郭先生的《談談古音研究的十年論爭》和孫強、雷瑭洵合寫的《漢語古音學的當代論爭及未來走向》二文都做了總結。因爲非本文重點,這裡不贅。本文只概括性地記述郭先生在討論中取得的實績。

郭先生除了發表《歷史音韻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駁梅祖麟在香港語言學會年會上的講話》(2002年)《談談古音研究的十年論爭》(2014年),在這場爭鳴中還發表了《音韻問題答梅祖麟》(2003年)《簡評潘悟雲的<諧聲分析與異讀>》(2003年)《漢藏諸語言比較研究芻議》(2008年)《從湘方言的“蓋”和“㔶”談到對古代語言學文獻的正確釋讀》(2009年)《<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序》(2009年)《“美”字能歸入微部嗎?—與梅祖麟商榷》(2007)《再談“美”字能歸入微部嗎?—與鄭張尚芳商榷》(2011年)《也談古漢語複輔音問題》(2014年)等十篇論文。在我看來,這十篇文章針對性強、角度新穎、材料紮實、邏輯嚴密、說理透辟、觀點鮮明,同時文筆犀利、鋒芒畢露,體現出郭先生思維純正、眼光如炬、激情澎湃、嫉惡如仇的學術品格,爲文大氣磅礴,批亢搗虛,淋漓盡致,絕不躲閃其辭,有一系列真知灼見,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從學術理念到具體研究結論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針對當時上古音研究中或步入歧途、或歧路仿徨的窘境,郭先生總結經驗教訓,爲未來上古音研究的學術方向和學術道路、學風建設提出一系列振聾發聵的治學理念、學術思想。這些理念和思想,有的在今天已經成爲共識了,但在當時,大多屬空谷足音,時代氣息濃烈。分析郭先生提出的這些治學理念和學術思想,必須放到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時代背景中去。這裡只舉其犖犖大者:

五四以來,特別是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凡舊必落後、凡新必先進的觀念逐步滲入部分國人的心靈深處。不管你的看法有沒有道理,一旦扣上“舊、落後”等帽子,你的說法就會遭人唾棄。爲了替步入歧途的上古音研究張目,打擊既往科學的古音學,有人借湯下麵,重拾五四時期的“新、舊”之爭,給當時的上古音學界貼上“新派、舊派”標簽,將上個世紀後半葉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上古音研究領域,希望以此來誤導學術界。他們不懂“新”和“舊”的辯證法,不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五四時期的“新”,後來變成了“舊”了;於是以新爲舊、以舊爲新。郭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一般都應該是後出轉精的,可惜學術史上並非絕對如此。波瀾起伏總是自然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見《漢語史論集》486頁。以下簡稱《論集》);“梅氏及其追隨者、信奉者把這場論爭看作新與舊、先進與落後、科學與不科學之爭;我們則把這場論爭看作是崇洋輕中與以我爲主(古今中外)、主觀輕浮與求真務實之爭”。(《存稿》322頁)這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弘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在理論上將支撐學術爛尾工程的基石搬開了。

針對當時以蔑棄中國語言學傳統爲時髦的劣質傳統和落後理念,郭先生指出:“中國和西方有各自的語言學傳統”,全面否定中國語言學傳統,視文獻資料爲敝屣,把對文獻資料的考證看作落後,這對中國歷史音韻研究十分有害(《<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序》)。他通過對王力先生是否懂得“同聲必同部”這一理論等鮮活的例子證明,要正確評價先賢的研究成果,必須仔細閱讀先賢著述,真正弄懂先賢;評判不同先賢對相同學術問題的各種研究成果之間的聯繫和區別,不能誇大其辭、斷章取義、肆意褒貶,必須恰如其分地加以分析。

針對當時彌漫中國語言學的崇洋媚外風氣和治學理念,郭先生指出:發展漢語歷史音韻學,要借鑒西方語言學;吸收西方的歷史比較法,這是五四以來的共識,不是新理念,“學習西方語言學,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的理論方法,用來指導我們的漢語研究,而不是邯鄲學步,套用他們的研究成果”(《<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序》)。反對帶有偏見,“用西方某些人的眼光來總結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論集》479頁);主張“中外古今,只要是精華,都可以拿來;但是我們不會數典忘祖,也不會頂禮膜拜。對外來文化,我們當然要采取開明的態度,但是也一定要明辨是非,分清真僞,該碰撞時還得碰撞”。(《論集》501頁)

針對當時學界個別人著述存在着追求外表光鮮,不深入理解事物本質,隨意割裂、比附材料,一切爲我所用的“淺入深出”的學風(《論集》456頁);不深入研究具體語言材料,僅憑別人搜集的一點有限資料,或者只憑翻字典從事漢藏比較的“浮誇學風”(《論集》471頁),郭先生提出了直截了當而又深刻的批評,將久已被某些人嚴重忽視的學風建設問題擺上研究日程,意義重大。不注重培養上古文獻的閱讀能力,不認真打好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基礎,是上古音研究領域出現浮躁學風的深刻原因之一。這種浮躁學風在一些成名的學者那裡也層出不窮,一些論文滿目瘡痍,甚至有學者宣稱齊桓公、晉文公是古“帝王”。這裡僅舉一個小例子,白一平教授《關於上古音的四個假設》中,將“兩”看作是“諧聲字”,又說古文字的“兩”是“兩個‘丙’字”組成,那豈不是說“兩”的兩個偏旁都是“丙”,其中一個是形旁,另一個是聲旁?憑借這樣的學術積累和浮躁學風,不可能研究好上古音。因此,學風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針對上古音研究中印象式、揣測式下斷言的方式,郭先生強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論證要得出真正合乎規律的認識。例如對於潘悟雲的斷言“諧聲反映上古漢語的形態現象,而不是語音現象”,郭先生一針見血指出其“糊弄含混……沒有明確結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猜測”;潘氏將清濁別義也看作是構形形態,總結出的“濁聲母表示自動,清聲母表示使動”的規律,郭先生指出:語言事實表明根本沒有這樣一條規律,清濁別義反映的是構詞法;潘氏拿這種現象跟藏語自動詞、使動詞處理爲同樣一種現象,沒有可靠依據,是強“拉在一起”(《論集》453—458頁)郭先生還指出:“從比附出發,要求漢語上古音的構擬適應自己的需要,這只能是僞科學”(《論集》461頁)。針對梅祖麟教授一方面極爲推崇段玉裁“同諧聲必同部”的上古音歸字原則,另一方面又極力吹捧完全打破這一原則的潘悟雲的上古音構擬,郭先生指出梅氏邏輯不嚴密,“原本是把炮口對準王力先生的,可是炮彈卻偏偏會飛到他封爲主流音韻學家潘悟雲那裡去”(《論集》487頁)。

針對當時消極對待學術爭鳴,怯於爭鳴,或者開展爭鳴中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治學態度,郭先生提出了很多重要而新穎的見解。他明確肯定學術爭鳴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提出:學術批評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對於爭鳴的對方,必須從正面展開批評,直接進行學術碰撞,不能避實就虛。從事學術批評,不要“迷信前人,但是也不可以迷信自己”(《論集》476—478頁);要平等對話,不能“自炫頭銜”,不能罔顧客觀事實,借“客觀公正”之名而行無原則“偏袒”之實(《存稿》319—320頁)。他將學術爭鳴中無原則偏袒的行爲視爲“市儈”,深惡痛絕,引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薩克雷的話:“市儈是卑下地贊美平庸事物的人”(《論集》484—495頁)。開展學術爭鳴,必然涉及學術評價,郭先生強調,一個對學術進行評價的學者,必須認真審核被評價作品,具備評價能力,“看看自己能否發現更多錯誤,再來‘仗義執言’”(《論集》494頁)。郭先生在世紀初古音學大討論中所寫的十篇文章,就是他這一主張的具體實踐。這些見解對我們今後開展學術爭鳴有警醒作用。

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傑出的音韻學家,明確提出治學主張“古今中外”的學術理念,但是沒有解決治古音學乃至治中國語言學的學術基點問題。基點很重要,人存在於世,必有一個立足的基點;學術活動也是如此,必須要有一個學術基點,才能穩步發展。郭先生和鲁國堯先生擔任主編的《中國語言學》雜誌,雜誌的辦刊宗旨明言:“以中國語言學的優良傳統爲根,取世界語言學的精華而融通之,堅定地走自主創新之路,爲繁榮中國語言學而奮鬥。”這是對五四先賢治學理念的重要發展,深具原創性。

在音韻學方法論大討論最爲激烈的時候,音韻學界有人變本加厲,全盤否定中國傳統語言學,放言要由梅祖麟教授擔起用歐美語言學全面改造中國語言學的“領導責任”。這時候,以郭錫良先生爲代表的一方,敏銳把握時代脈搏,抓住學術契機,由節於今先生於2006年新年伊始發表《建設創新型語言學》一文,在中國語言學界率先吹響“自主創新”的治學號角,極大鼓舞了中國語言學界的昂揚鬥志,迅速邊緣化崇洋媚外的學術鼓噪。這也是極具原創性的理念,在音韻乃至整個語言學界影響重大。

(二)針對海內外若干被人捧擡多年的錯誤觀點,郭先生從事實和語言學理論出發,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旗幟鮮明地加以駁斥,有破有立,於“破”中“立”新意,形成前沿性的新結論。這主要體現在上古漢語是否有複輔音,以及是否有構形形態上。

郭先生起先對複輔音學說一直持保留意見,早年的論文《殷商音系初探》《西周金文音系初探》所假定的商、周聲母都是單聲母系統。在世紀初的大討論中,他的認識逐步深入。先針對梅文根據某人贊同不贊同上古有複輔音作爲確定其古音研究是否屬於“主流音韻學”的標志,引舉多家研究成果,明確論證:上古漢語有無複輔音,是一種探索,遠沒有形成定論,因此根本不能拿這個作爲判斷古音構擬是否科學的標志。

後來經過進一步思考,郭先生撰寫《也談古漢語複輔音問題》,全面梳理複輔音研究的歷史脈絡,從多方面論證上古漢語不存在複輔音,將一字異讀、漢語形態和來母的複雜音變納入考察視野,新解迭出。郭先生說,來母字在現代方言中“讀音多特例”,這是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一種音變現象;但是郭先生指出,這種讀音特例“絕不是古複輔音的遺跡”,而是後來的音變現象。這是獨到的看法。(《存稿》347頁)其實,郭先生很早就觀察到漢語方言中既有來母讀成別的聲母,也有別的聲母讀來母的現象,他1990年發表的《南嶽話的詞彙、語法特點綜述》、1993年發表的《南嶽方言的語音系統及其來源》《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衡山音系讀後》《有關湖南方言調查的一些想法》都提供了這方面的材料。

郭先生原來一直不同意上古漢語有構形形態的意見,明確指出上古漢語有構詞法,1994年發表的《先秦漢語構詞法的發展》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這一認識。我的《漢語變調構詞研究》一書本是他指導的博士論文,明確論定上古漢語有變調構詞,傳統所說的“四聲別義”是構詞法,不是構形法所致。在世紀初的大討論中,他針對梅祖麟等人嘗試在形聲字中找出構形形態的理論和實踐失誤,論證他們認爲上古漢語有構形形態的意見並沒有得到確實的論證,材料分析多有失誤,因而不可取。

郭先生的爭鳴文章,解決了大家不少疑惑問題,提出了相當多有關治學的原則問題,張揚了無徵不信、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讀來令人解頤,在國際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

(三)既往上古音研究的材料分析中出現一些失誤,這些失誤大多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了研究者分析材料的能力不强,所以根據這種錯誤的分析結果,推導出一些荒謬的結論,以此作爲自己的研究基礎,誤導了上古音研究;一般人對此習焉不察,匆忙接受。郭先生眼光犀利,敏銳發現其材料分析失誤之所在,抓住典型案例,令人信服地得出正確的分析結論,具有極大示範作用,大大提升了上古音研究中材料分析的水平,促進了上古音研究。郭先生這些犀利的例證分析,在論爭文章中隨處可見,令人撃節歎賞。

一些反映上古或上古以前的材料,既往的分析,沒有進行有效的提煉,有些就事論事。郭先生於平淡中見神奇,率先提煉出卓有建樹的理論。例如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特殊的用字現象,這些用字現象有不少在後代沒有保留下來,“各”除了指“來,至”,還可以用作“落”,一般人做學問就此打住。但是郭先生不滿足於此,而是搜集十個類似的例子,通過事實證明:甲金文已經出現了相當多“一字多讀”現象。我原來只是從理論上推定甲金文以及甲金文以前的時代一定有一字多讀,郭先生更從具體材料論證一字多讀“是自古至今漢字表達漢語的方式、規律,從殷墟和周原的甲骨文、殷周金文、篆隸行楷,概莫能外”(《存稿》341—345頁)。這是極有意義的重要發現。有了這個發現,將它運用到遠古和上古音研究中去,能促使相關研究取得重要進展。

(四)針對既往漢藏比較的流弊,郭先生指出:“我們從來不反對漢藏語比較研究,反對的是李先生(指李方桂)所批評的‘構擬純屬胡鬧’的‘漢藏語比較研究’。”(《序》)他擺出自己跟梅祖麟等人在漢藏諸語言比較上的根本分歧,從方法論和學風,以及對相關研究進展的認識方面的分歧,總結分歧根源,弘揚科學方法和樸實學風;將這種“純屬胡鬧”的拉郎配式的“比較研究”,歸結爲音隔、義隔、類隔,指出:“目前漢藏語比較研究中存在方法上的分歧,很有必要辨明是非;至於學風上的輕率浮誇,大言欺人,無疑是應該堅決糾正的”(《論集》488頁)。因此,郭先生既重視漢藏諸語言的比較研究,又采取寬容、開放的態度看待當時比較研究取得的進展,以高度的責任意識分析、比較研究取得進展的程度。

梅文的一些看法是由他自己有關漢藏比較和漢語形態的一些推測的論文所得結論生發開來的,郭先生對梅祖麟教授的系列論文一直有不同意見,同時也爲了回答梅氏提問,特地針對梅文涉及到的漢藏比較和漢語古音研究做出學術批評,提出在古音研究中如何做漢藏比較的問題,“希望漢藏語比較研究能盡快建立在語音對應規律的穩固基礎之上”(《論集》465頁),提出自己的研究主張:“首先就要把各個語言、語支、語族搞清楚,把漢語、藏緬語、侗台語、苗瑤語的原始形式都構擬出來,才能找出語音對應規律,進行可靠的比較研究”(《論集》481頁)。

既往的上古音構擬,對於漢藏諸語言的比較,只是強調要利用漢藏語的研究成果解決漢語古音問題。但是先賢們接受了從語言類型角度證明漢藏諸語言具有同源關係的結論,他們心裡本來知道不能根據別的民族語來構擬《詩經》時代的上古音的,所以在構擬上古音時基本不用比較材料。但是由於當時沒有明確區分《詩經》時代和《詩經》以前的漢語語音,籠統地叫“上古音”,因此得出可以利用漢藏諸語言的研究成果來解決“上古音”問題的看法。在這方面,郭先生的看法有新進展。他明確區分《詩經》時代和《詩經》以前的漢語,提出:“構擬要看對象,如果是重建漢藏共同語,當然要用漢藏比較材料,只能采取歷史比較方法;如果是構擬史料豐富的先秦的《詩經》音系,當然應該以文獻資料爲主,適當參考其他資料,采取以歷史文獻考證爲基礎的內部構擬法。”(《論集》492—493頁)這就樹立了更加科學的歷史觀,率先徹底解決了漢藏諸語言比較研究和《詩經》時代音系構擬的關係問題,祛除了縈繞在學術界幾十年的疑惑。

既往的比較研究,幾乎是一邊倒地從可證實性的角度論證漢藏諸語言具有同源關係。郭先生獨出機杼,撰寫《漢藏諸語言比較研究芻議》,回顧漢藏諸語言比較研究的歷史,針對以前比較研究中存在的核心問題,正確釋讀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更從語言學的角度論證漢藏同源假說不能解釋的若干語言變化事實和規律,論證漢藏同源的假說不能成立,重申研究上古音必須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證。此文提出了漢藏是否具有同源關係的另一個獨特的視角,有根有據,完全符合科學假說需要證實或證僞的要求,對於人們冷靜思考漢藏諸語言的係屬關係具有清醒劑作用,迄今還沒有發現對此文的研究加以全面商榷的文章出現。

總之,這場爭論是學術史上最爲激烈的一次,有人稱爲“論戰”,絲毫不爲過分。郭先生引領這場大討論,在上古音研究的學術方向、道路、理念、思想以及具體結論方面都取得一系列震古爍今的積極成果,豐富了中國語言學史的寶庫。先生對上古音研究的學術方向、道路、理念、思想等的思考都是在音韻學方法論的論戰中水到渠成地產生的,毫無矯揉造作之嫌,因此不僅振聾發聵,而且自然、真切,切中時弊。

這些成果的取得,是時代使然。如果沒有這場大討論,郭先生上古音研究方面的絕大多數成果就不可能噴薄而出;他可能在相關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只是錦上添花的工作,因爲相關領域的開拓性工作早已被高本漢、王力、李方桂等中外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做了。惟有“論戰”帶來機遇,郭先生才會左衝右突,面對時代挑戰,在前人基礎上,取得時代氣息濃烈的新突破。當然,這跟郭先生個人的“膽”和“識”、把握學術走勢的高超能力等密不可分。一個學者倘若沒有這種膽識,沒有對學術的酷愛和奉獻精神,尤其是沒有把握學術走勢的能力,渾渾噩噩,得過且過,你好我好,明哲保身,采取“俗儒鄙夫,翫其所習”的處學之策,“人用己私,是非無正”,聽任天下疑惑,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重要創獲。

經過爭鳴,大方向逐步趨於一致。這場爭論影響巨大,現在崇洋媚外、追求“接軌”正逐步成爲過去,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準備沒準備好,上古音研究的航船無可挽回地沿着自主創新之路奮勇前行。我們深信,它必將深刻影響中國語言學的未來走向。至於未來的影響會延續多長時間,現在還下不了斷言。上個世紀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和瑞典高本漢的古音構擬引進中國,已經造成了百年的學術影響。可以預期,本世紀初的這場音韻學方法論的大討論,應該比上個世紀的的影響要大得多,持續的時間可能也要長得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學術大趨勢。

三、上古音研究諸論文

郭先生還有多篇其他論文都對上古音研究做出了貢獻。音類研究是音值構擬的基礎,離開音類研究的音值構擬必然是在沙灘上蓋大廈,因此必須重視音類研究。多少年來,盲目追求音值“構擬”,諸如上古複輔音問題、韻部再分部問題、構形形態問題,都嚴重忽視了音類研究。缺乏基本的材料分析能力,通過一點不可靠的材料去構建所謂的“系統”,鮮有不失敗的。《<王力古漢語字典>音讀校勘記》(2006年)和《上古閉口韻的分部問題》(2015年)是郭先生在上古音音類研究方面的兩篇重要論文。上古音分部經過三百多年的積澱,從顧炎武到王力先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已成定局。但音類研究方面還有不少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一個韻部裡面包含有多少韻母以及具體字的歸部上面。《<王力古漢語字典>音讀校勘記》除了校出《王力古漢語字典》在編寫和排印時音讀方面的筆誤和技術方面的失誤,主要就該字典古韻歸部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分析了四十組諧聲系列的一些字上古的歸部問題,有根有據,多有可采。

閉口韻的上古分部問題一直是上古音研究的薄弱環節,因爲常用字少,韻文和諧聲材料少,分部時很難分得徹底,所以從分部到歸部都有不少分歧。清代江永重視審音,侵談分部,緝盍分部,但入聲沒有明確獨立出來。直到王念孫、江有誥才真正將入聲韻緝盍二部獨立爲部,多爲後人所采。《上古閉口韻的分部問題》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新進展。先回顧了閉口韻分部的歷史,然後據先秦韻文和諧聲字,得出結論:光憑詩韻和諧聲很難徹底解決閉口韻的分部問題,因此“要偏重《廣韻》音系”;贊同將閉口韻分成侵談、緝盍四部,制訂這四部的先秦韻文韻表和諧聲表。最後着重分析黃侃《談添盍帖分四部說》中對原來談盍二部的再分部所存在的問題。文中通過音變事實對再分部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二物相挾而變”提出批評,指陳黃侃所列諧聲表的一些不足和失誤,逐一分析黃文的證據,論證“上古收唇韻分爲三套的主張也是難以成立的”。

維持原來盍談二部的分部,不將它們各自再離析爲兩部,面臨一個問題:如何解釋清楚盍談二部到中古的發展演變?因爲這裡面有相當多韻重現象。關於何謂韻重,請參考拙作《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這裡不赘。例如談部,二等中古有咸銜二韻,三等有嚴鹽二韻,王力先生當年寫《漢語史稿》,爲了講清分化條件,提出設想:“可能上古談部實際上有兩類:一類是am,在上古是談銜鹽添;另一類是ɐm,在中古是咸嚴凡。”盍部也如此設想。但是這種處理是不得已而爲之,破壞了王力先生提出的一個韻部只構擬一個主元音的原則。郭先生在《漢字古音表稿》中有新的思路,他將盍談二部各分開合,提出了一個更爲合理的解決辦法,既能夠解釋中古閉口九韻開合不均衡現象,又能解釋好上古音系到中古的發展演變。他在後來的即興賦詩談到這種處理:“古音表稿得完成,友朋爲我出專輯。閉口韻來今解決,先師音系人人習。”接着,郭先生又將此處理意見吸收進《漢字古音手冊》的增訂重排本中去了。

《也談上古韻尾的構擬問題》(1987年)是繼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分野及其收音》和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等論著的補苴之作,但是有新意。有兩方面的新意:(一)關於上古韻部主元音構擬。文章批評高本漢構擬上古音時,只注重《詩經》押韻中韻尾的和諧,忽視主元音的和諧,造成跟入聲韻相通的陰聲韻有-b、-d、-g韻尾,而同一個韻部構擬不同主元音。郭先生根據《詩經》中陰、陽、入互押以及不同韻尾的陽聲韻、入聲韻內部互押的韻段,證明高本漢等人即使重視韻尾的和諧,也只注意陰聲韻、入聲韻押韻的和諧,卻放任另外一些不同韻尾的字互相押韻,處理問題沒有一慣性,沒有辦法真正解決韻尾和諧問題。只有允許少量的不同韻尾的字互押,像王力、李方桂那樣將同一個韻部的字構擬爲同一個主元音,才能真正解釋好《詩經》押韻的和諧問題,韻尾在其次,將一部分去聲字處理爲上古長入。這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現在看來,上古漢語肯定有長入,詳拙作《從出土文獻和長韻段等視角看上古聲調》。如果將中古一部分去聲字處理爲上古長入,注意一字多讀現象,對個別韻段的韻例另做調整,那麽陰聲韻和入聲韻相押是極爲少見的。應該承認中外詩歌都會有個別不同韻尾的字互押的情況,這樣就沒有必要爲上古構擬-b、-d、-g韻尾了。文章以小見大,討論得有深度和高度。

《殷商音系初探》(1988年)和《西周金文音系初探》(1994年)問世較早,在學術界影響較大。原來利用甲金文研究殷商音系和西周音系,往往只利用數量有限的諧聲字和假借。由於材料少,因此結論缺乏足夠的材料來支撐。郭先生吸取既往研究甲金文音系的經驗和教訓,希望盡可能突破材料的局限,爭取將已經釋讀出來的所有漢字都納入考察範圍,這是見解上高於既往的地方。

爲了達到這一目標,郭先生分別做出聲韻配合表。《殷商音系初探》中,將殷商甲金文已識的1000多字(可能有兩三個字歸納有訛誤)擺進《詩經》音系;《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將西周金文增加的600多字,連同《殷商音系初探》中已經擺進的1000多甲金文一起擺進《詩經》音系,比較分布特點,采用內部構擬法,分別探討殷商和西周時期漢語聲韻調系統及其發展演變,注重材料的系統性,角度新穎,有填補空白的作用。擺進《殷商音系初探》和《西周金文音系初探》中的都是經過選擇的已識字,對於研究者確定商周古文字有哪些漢字已經釋讀出來了,有參考價值。
《殷商音系初探》和《西周金文音系初探》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內部投影法”,吸收了高本漢、王力、李方桂等先生重視《切韻》音系和上古音系統對應的思路,注重殷商、西周音系跟《詩經》音系的系統對應關係,方法有創新,一些結論,例如殷商時代韻部系统分爲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三大類,韻母分開合,有聲調,等等;西周金文中也像《詩經》音系一様,具有開合各四等,當時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個聲調,都是有價值的探討。從理論上講,這個方法的有效性還需要繼續研究。我感覺材料還是很有限,反映語音信息的材料更少,很難憑這些材料研究出商周的語音系統。無論怎樣假定,都得回答這樣的小疑問:以《詩經》音系作爲框架,將殷商時期和西周時期出現的字往裡面填,觀察其分合情況,這是用後代音系作爲觀察前代音系的框架,可是我們如何證明商代音系、西周音系、《詩經》音系的音系框架是一樣呢?這樣研究商周音系,是否完全擺脫後代音系的影響,將殷商時期和西周時期的音系作爲一個共時的系統來從事音系分析,還需要再研究。不過,殷商甲金文的時代、西周時代和《詩經》時代的語音變化應該不太大,而且郭先生爲了證明他對殷商音系歸納的有效性,還分析了《論語》的用字系统,旁證殷商音系歸併的合理性。所以《殷商音系初探》和《西周金文音系初探》的具體結論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四、《漢字古音手冊》

《漢字古音手冊》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建設工程,是郭先生花了幾十年繡花的功夫,逐步積累、修改而成的,與他的《漢字古音表稿》堪稱上古音研究的雙璧,《漢字古音表稿》是以《手冊》爲基礎繪制而成的。郭先生認爲,《漢字古音表稿》是他畢生最成功的著作,鲁國堯先生允推爲“名山之作”,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漢字古音表稿》必將流傳后世。

《手冊》和《表稿》是兩種不同的著作,前者是手冊,後者是圖表。《手冊》是“供學習、研究古代漢語、漢語史、漢語音韻、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文學史、古代史和漢藏諸語言比較研究等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同志作參考”的工具書,《表稿》是供上古音研究者使用的工具書。我們知道,唐代以後,從事漢語音韻研究的學者就開始繪制韻图,一直流傳至今,代有述作。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爲配合推廣普通話,學者們繪制了普通話聲韻調配合表,就是這一傳统的延續。郭先生《漢字古音表稿》的繪制跟這種傳统有關,他2012年就有意繪制《漢字古音表稿》,2014年雷瑭洵同志在课堂上受到啓發,繪制了一份《漢字古音手冊上古音音節表》。後來,郭先生在雷瑭洵的協助下完成了自己的心願,幾易其稿,繪制成名山之作《漢字古音表稿》。

郭先生在繪制《表稿》時,借助《表稿》的直觀性,發現了更多問題,因此對原來《手冊》的增訂本作了相當多的“補充或調整”,“最主要的是閉口韻的系统問題”,注意到凡韻上古要一分爲二,半歸侵部,半歸談部,他發現談部不僅二三等有韻重現象,二三等韻重的字比原來發現的要多(按:如果將重紐問題考慮進去,還會更多);而且一等也有覃談二韻形成韻重,談韻有73字,覃韻有27字,考慮到同是閉口韻的緝侵二部原來都擬有成套的合口,於是郭先生給盍部、談部構擬了成套的合口,同時也調整了業嚴二韻的等第,業韵作爲盍部合口四等,嚴韻作爲談部合口四等。這種構擬,也爲了解決上古談部的韻重及其到中古音的發展問題提出了新方案,比黄侃、董同龢、王力先生的解決辦法更爲合理。這些我在上文已經提到。關於《漢字古音表稿》在學術史上的卓越貢獻,我在《理想的聲韻調配合表和漢語語音史研究》一文中做過一些述評,這裡不詳细討論。

《手冊》最開始於198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郭先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陸續搜集材料,七十年代末正式開始編寫。問世以後,產生極大學術影響。先生感到《手冊》存在着諸多不足,尤其是1986—1990年《漢語大字典》各冊陸續出版,2000年又問世了《王力古漢語字典》,使人們對哪些字在東漢以前古書中已經出現,哪些字是東漢以後才出現,基本有了一個比較可靠的依據,於是郭先生下決心重新增訂《手冊》。增訂工作開始於2001年,經過多年辛勤爬梳,2010年出版《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幾經修訂,至2019年出增訂重排本。

《漢字古音手冊》的《增訂本前言》是一篇精彩的上古音研究論文,非常深入而又要言不煩研究了古音研究史和古音構擬中的一些核心問題。該書還有這樣一些創新:

(一)嚴格采用學術界對“上古音”的通行理解,只收漢末以前的字。除了將《說文》所有字都收進《手冊》,郭先生還迅速觀察到當時剛剛問世的《王力古漢語字典》《漢語大字典》在上古音研究中的價值。根據這兩部辭書,盡可能將所有漢末以前傳世古書有用例的漢字全部收入其中,大約一萬一千七八百個漢字。這反映了郭先生的深刻領悟能力和識斷能力,敏銳的學術眼光,以及做大選題的學術氣度。這種思路在學術史上具有獨創性。

(二)采用三段標音的方式,先標注今音,然後分別標出所收漢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音韻地位,分別擬音。古音系統采用王力先生的中上古音系統,擬音主要采用王力先生《漢語史稿》的擬音體系,略有調整。這種處理方式也具有獨創性。

丁聲樹先生編過一本《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供方言調查和音韻研究參考”,195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郭先生受到啟發,萌生編寫《漢字古音手冊》念頭,但是《漢字古音手冊》服務對象跟《古今字音對照手冊》有很大不同。丁先生的《手冊》只收一個字今天普通話讀音和中古音音韻地位,收的是兩段音;郭先生《手冊》則收錄一個字上古音、中古音、現代普通話讀音,收的是三段音,而且加上擬音。具體韻字的中古音標注跟《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古今字音對照手冊》區分了重紐三四等,但是《漢字古音手冊》没有區分。

(三)在上古音音類的研究上有很多新穎見解。中古音的音類研究大致已有定論,音類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上古音。郭先生有關上古音的論文之精華,在上古音音類研究上相當多的重要見解,都結晶於《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重排本)。

《漢字古音手冊》采用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統,除了師承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這套系統是對古今中外古音研究優秀成果進行了迄今最充分、合理的吸收,郭先生采用王力先生的這套系統,經過了慎重考慮。這只要聯繫當代的學術背景,結合郭先生關於上古音研究的論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聲母方面,《漢字古音手冊》堅決摒棄上古有複輔音聲母的主張,《也談古漢語複輔音問題》等論文都比較充分地論證了上古音沒有複輔音聲母。

韻部研究上,從顧炎武發展到章炳麟、黃侃、王力,基本上已成定局。近幾十年來形成了一些歧說,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形成誤導。郭先生以新的證據,對相當多韻部研究的歧說進行科學抉擇,捍衛古音分部的優秀成果和優良傳統:采用審音派陰、陽、入三分的系統,將中古部分陰聲韻的去聲字歸入上古長入,是符合古音事實的處理方式;《上古閉口韻的分部問題》反映了郭先生對上古閉口韻分部問題新的解決方案。對有人不顧事實,輕易否定前賢可靠研究成果,隨便拆分上古韻部的謬說,郭先生《音韻問題答梅祖麟》等論文都充分論證其誤。可以說,《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重排本)采用的是最前沿、最穩妥可靠的上古音系統,它在古音系統的采納上保證了《手冊》編寫質量。

《漢字古音手冊》音類方面更多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一個韻部下面增收韻母,二是具體字的歸部。

《手冊》在編寫、增訂過程中,對上古文獻中出現的漢字做了全面搜集。隨着材料的增多,郭先生發現原來處理做讀音例外的那些字,不能看作例外,因爲字多,小韻多,成系統,因此必須增加韻母。《手冊》的“增訂本前言”的“例言”中,談到增補的韻母,列舉了五項;《漢字古音表稿》的“例言”中,談到“更多須要調整或補充的地方”,列舉了四項,特別是對閉口韻的韻母系統有全新看法,增加了更多韻母。這些增列的韻母,在我看來,都是非增加不可的。無論從上古的內證材料,還是從上古到中古的發展演變看,都應該是上古必然存在的韻母。我深信,隨着上古音研究的深化,人們會越來越多地發現上古音系中更多的韻母。因此,郭先生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值得重視。

郭先生在具體字的歸部方面做了大量紮實的工作。他據陰、陽、入三分的古音系統,搜集、整理韻文、諧聲等材料,聯繫《切韻》音系跟上古音的對應、發展關係,對很多字的上古音歸屬都有新看法。這是十分細緻繁複、必須引起重視的音類研究工作,需要極爲深湛的功力。郭先生對具體字歸類的一些看法,有些反映在《<王力古漢語字典>音讀校勘記》等多篇論文中。這些研究成果跟《手冊》中具體字的歸類一致,有根有據,大多可采。因此,《手冊》的歸部是目前做得最好的。

郭先生在歸部中開始重視字的音義關係,收錄了相當多的別義異讀。《增訂本前言》說:“《手冊》對音義結合的處理情況早就引起了我自己的不滿意。漢字的形音義是密不可分的,注古音需明古義;音義必須對號入座……這次增訂……就是要解決音義的結合問題。我們主要參考《王力古漢語字典》和《漢語大字典》確定需要增補的漢字和每個字的音義關係。凡多音字,必注明釋義;後起音義,一律不收。”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進,既往嚴重忽略這一方面。加强音義關係的研究,是未來上古音研究必須努力的一個方向。

因此,《漢字古音手冊》是目前最完善地反映了上古音音類研究成果的一部工具書。我認爲,漢字上古音的歸類是一項非常繁複的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郭先生開了好頭。未來上古音研究,除了在聲母方面繼續努力外,在韻母、具體字的歸部、音義匹配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研究課題,只要求真務實,一定會有更多的重要發現,而《手冊》在這些方面都起到表率作用。

(四)在音值構擬上有重要突破。在國外,高本漢很早就編寫出《漢文典》(Grammata Serica),最初於1940年發表在《遠東博物館館刊》第12期。這是字典,依次注上他所構擬的上古音、中古音,還有現代音,有功學林,但錯訛不少;作爲一位西方學者,高本漢給所收漢字注上他的上古、中古擬音,自在情理之中。《漢字古音手冊》則是中國國內最先展現上古音構擬成果的語文工具書。給漢字注上構擬得比較成熟的上古、中古音值,盡管不能表明古人就是那麽發音,但它對於方便人們直觀、有效地認識古今語音的差異和歷代的古音系統,無疑有積極意義,也體現了郭先生治學主張吸收歐美語言學精華的學術追求。

目前高本漢、李方桂、王力諸家的上古音構擬都有缺陷。相較而言,王力先生的上古、中古音構擬系統都有音類研究的成果做支撐,能更好地幫助人們真正揭示規律,不強將一部拆成幾部,據此構擬音值;比較樸實、自然,解釋力較強;能禁得起多方面的檢驗,在國內影響也最大。因此,《漢字古音手冊》從原來的初版到後來的增訂重排本,都采用這套擬音體系,是最有識斷、最明智的選擇。將一個韻部強拆爲幾部,於是原來同一個主元音,就變成不同的主元音;這就給隨意牽合别的民族語言跟上古漢語,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所谓的“音近”關係提供了借口,是以犠牲科學性爲代價的,讓漢語研究蒙受损失。

郭先生在王力先生上古音構擬的大框架下對一些韻部的韻母進行補充、調整,增加些新的韻母,作出新構擬,有音類做基礎,這是最爲穩妥的做法。它的成效,較之爲構擬而構擬,在沙丘上蓋大廈,不可以道里計。

上個世紀後半期以來,無視學術界既有的紮實研究成果,凭借臆想得到的學術自信,捨本逐末,拋開音類研究而侈談音值的現象在國內外的少數學者那裡愈演愈烈,距離科學的上古音音值構擬的要求愈來愈遠,導致言人人殊。這種不良現象早已引起前輩警覺。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有些人研究上古音研究得很仔細,說這個音舌頭往前挪挪,那個音舌頭往後挪挪,就變成這個音那個音了。我想這有點兒強不知以爲知,所以我往往不大提上古音某個字究竟該怎麽念,因爲有許多小問題不是我所能解答的。”我們研究上古音的音值構擬,不能滿足於那種大而化之,不深入材料,小本錢做大生意,動輒以構擬大框架爲滿足的研究心態,不要竹籃打水一場空,要善於抓“小問題”,因小見大,大小相得益彰,宏觀和微觀研究密切結合,真正將上古音構擬推向前進。清儒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云:“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户奥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屋矣。”我們正可以將阮氏的這番話移植過來形容上古音研究中的因小見大,宏觀和微觀研究密切結合之價值。在這方面,《漢字古音手冊》無疑給我們樹立了批判繼承、穩紮穩打、堅實推進的典範。
 
老話說:一代有一代的學問。這是規律,是就學術發展“代變”的角度說的。但是“代變”意味着有不變的一面。這也是規律,上古音研究領域必然要遵循這樣的規律。無論將來上古音研究怎麽樣發展,但是它必然永遠以揭示上古音的規律、逼近上古音的真理爲最終目標,永遠要求實創新,永遠要批判繼承既往的優秀成果,這都是不變的一面。因此,本文總結郭錫良先生上古音研究的成就,希望對未來的上古音研究提供一個思考的窗口。阮元給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作《序》說:“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現在上距本世紀初的音韻學方法論大討論不到二十年,再過八十多年,回過頭來重新探討這一時期的上古音研究,可能會更加客观,有更多的啓迪。

參考文獻
丁聲樹編錄、李榮參訂:《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中華書局,1981年
高本漢:《漢文典》(修訂本),潘悟雲等譯,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
郭錫良:《漢語史論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重排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
——《漢語研究存稿》,中華書局,2017年
——《漢字古音表稿》,《文獻語言學》第八輯,中華書局,2018年
雷瑭洵:《參編<漢字古音表稿>二三事》,《文獻語言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19年
李方桂等:《上古音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商務印書館,1984年
李建強:《高本漢複輔音聲母學説相關問題再探討—讀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文獻語言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19年
孫強、雷瑭洵:《漢語古音學的當代論爭及未來走向》,《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7期
孫玉文:《上古音叢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語言學論叢》第五十五輯,商務印書館,2017年
——《從諧聲層級和聲符異讀看百年來的上古複輔音構擬》,《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
——《理想的聲韻調配合表和漢語語音史研究》,《文獻語言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19年
——《從出土文獻和長韻段等視角看上古聲調》,《閱江學刊》2019年第3期
王力:《漢語史稿》,《王力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2013年
——《漢語語音史》,《王力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2014年
——《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分野及其收音》,《王力全集》第十九卷,中華書局,2015年
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編寫組:《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
趙團員:《<廣韻>離析的若干問題—兼談<漢字古音表稿>的學術價值》,《文獻語言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19年
鄭妞:《若網在綱,串貝成珠—<漢字古音表稿>讀後》,《文獻語言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19年

【附記】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蒙郭錫良、華學誠、李建強、鄭妞、萬群、梁永斌、趙團員、林智等先生提出寳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本文原載《文獻語言學 第十一輯》,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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